【中国上海网】代表委员谈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

访谈嘉宾:全国政协委员,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上海中医药大学原校长陈凯先全国人大代表,上?;辏牛┕靖弊懿?br style="font-size: 10.5pt; line-height: 200%" />访谈记者:王霞
  激励机制不全,可能害了整个产业
  记者:最近社会上也开始渐渐形成一个共识,要让创新者“名利双收”。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加快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,使创新人才分享成果收益。这项改革的迫切性有多高?
  陈凯先:我们现行的制度,在科研经费中能用于“人”的费用是很少的,只能用于“物”。评价体系中也很少强调实际应用方面。主要的激励就是科研成果转让产生的效益,而这块效益中能用于个人的比例又是很小的。总体而言,个人的科技创新成果同经济利益之间的关联度并不大,导致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并没有充分发挥。
  王霞:“名利双收”这个提法道出了本质。过去我们的分配体制里没多少差异化,生产、销售、管理、研发等等都吃一锅“大锅饭”,激励不充分。在制造业对创新的需求还不那么迫切的时候,这没什么问题。但今天企业面临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,必须找到差异化的竞争方式,必须要靠技术创新。如果依然延续老的分配方式,做好做坏一个样,根本不可能调动起人才的积极性,更不可能有持续创新。
  记者:人们普遍感觉,之前“体制内”对创新者的激励是不充分的。这是否是社会创新活力不足的根源?
  王霞:至少企业需要意识到,创新激励机制如果不完善,伤害的不是某一个创新者个人,而是整个企业、甚至整个产业的创新动力。在国企激励不足的情况下,研发人员很容易被挖走;而如果你的研发骨干流失了,企业的前期投入很可能打了水漂。今天许多大型国企都碰到这个问题,必须去面对和解决。
  陈凯先:从科研人员的角度,我们的评价体系依然按照基础研究的套路,而不够重视实际应用。也就是你从事创新成果产业化获得的收益,可能还不及你写一篇论文、评一个职称的收益来得快、来得稳定。于是即使是应用学科,许多人的大部分精力也放在了写论文、评职称上。对创新而言,这显然是可悲的。
  激励并非只有一种方式
  记者: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担忧:国有企业或科研机构内的创新人员,如果他们以职务身份进行创新而获得巨大收益,是否意味着国有资产的变相流失?
  陈凯先:我们的确有这样的顾虑,从改革的角度也需要十分谨慎。但有一个观念的变化或许是应当提倡的,就是一旦让创新人员个人从创新中获益更多,国家的获益也会更多。
  过去通常认为科研人员的发明都是职务发明,个人只是专利的发明人,专利所有权归单位。国家拿到的钱只是创新成果转让的转让费,这一块数目其实不大,成果数量也会影响。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,在所有权方面给予个人部分权利,那么创新成果的产生速度、数量尤其是产业化程度都会大大提升??赡苷嗣嫔瞎夷玫降淖梅焉倭?,其实一个产业发展起来的收益会比转让费大得多。从这一点上,我们需要有一点远见。
  记者:如果这不是一个无解的矛盾,有具体的突破策略吗?
  王霞:简单地说股权激励,还是会有些矛盾。创新的钱是国家投的,你个人价值多少,国有价值多少,没有一个公允的市场平台来估值,因此无法轻易分红。
  有一种突破方式,就是让研发系统在企业运行中相对独立出来进行评估。我主张建知识产权交易市场。有了这个市场,创新成果成为商品,接受市场评估、对研发投入独立核算,就可以进行流通。比如我技术转让了5个亿,研发成本算下来是3亿,那么2个亿的净利润就是可以拿出来分成的。净利润这块是增值,不会有太多异议。这方面,上??梢韵刃邢仁?。
  同时,激励并不只有股权激励一种方式。2006年财政部、发改委等6个部门关于技术创新骨干的激励曾经发过一个文件,2013年上海张江最早推出的激励办法就体现了这个文件的精神,除了股权激励,也包括专门的绩效奖励。如果股权激励一时半会儿有难度,不妨从绩效奖励层面改起。
  记者:绩效激励有哪些做法?
  王霞:华谊集团已经借鉴了张江的做法。一个项目研发要花七八年,有小试、中试等等阶段。我们不能等到全部成果出来后再激励,怎么办呢?就设立目标奖,每实现一个阶段性成果,就奖励,一旦技术突破,不能产业化的我们就转让,把转让收益的一部分拿出来奖励研发人员;能够产业化建成投产的,则拿出一定比例的净利润来奖励研发人员。
  我们这个奖励兑现不是当期兑现,是三个三分之一:三分之一当年兑现,三分之一10年以后兑现,三分之一留到你退休时兑现。对研发人员,每个人可以有一个奖金池,你做多少个项目有多少奖金可以在里面沉淀,到你退休可以有一笔很可观的收入。这样的激励可以给科研人员一个稳定的期待,也更有利于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。
  薪酬制度可实行“双通道”
  记者:就企业而言,除了专项激励,还有什么制度能保证研发人员安心地留在研发的位置上,而不是被其他因素牵制?
  王霞:关键是要提供给创新者一个体面的、不用操心的生活条件。我们的薪酬制度需要改革,对一般科研人员,应该实行“双通道”的收入分配系统。过去很多人静不下心来搞科研,他有一点成果,就要拼命想办法做官,因为升官了才能涨工资。要把这些人稳定下来,我们应当把技术和管理序列分开。有技术专长的人,不用升官,也能享受相应的待遇,比如首席工程师可以跟公司副总一个待遇。这样科研人员就能够安心做科研,创新的动力会得到?;?。
  记者:在国外,创新者个人利用创新成果创业、直接享受产业化成果,也是获取利益的通行方式。这方面,我们还有什么工作可做?
  陈凯先:我们目前还没有好的制度来激发创业冲动。去年11月我参加一个科研会议,讲纳米药物在抗肿瘤药物中的应用。国内许多有名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都拿来了很好的论文,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评价,但没有一个是往应用方面走的,完全封闭在学术圈里。在国外,既然是好的发现,就要想着有什么用,相应地科研人员出来创业是再正常不过的。像斯坦福大学就鼓励科研人员把创新成果第一时间拿出去创业。
 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,我们能不能允许科研人员用他的成果来创办公司?可以人继续留在研究所做研发,公司由专人来运作。我所在的研究所正在做这方面的尝试,我们鼓励科研的同时进行创业,回过头来这会大大解放我们的科研生产力。在应用学科领域,如果每个科研人员都有创业动力而不是成天埋头写论文,显然对整个国家的创新更有好处。

(原载于《中国上海网》2015年3月13日 作者:王霞)